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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新聞監督在目前對我們的社會有其十分積極的意義

淺論媒體監督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摘要:近幾年來,隨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在我國社會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大,以及我國司法界公開審判原則的逐步落實,媒體對司法審判的報道與監督也日益加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媒體監督對司法獨立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爭論。作者認為:在現階段強調媒體監督對司法獨立的負面影響,還為時過早。媒體監督在中國目前低程度的司法獨立下,并無對其發展產生阻礙,恰恰是起到正面作用,有助于促進我國司法獨立的高程度實現。
關鍵詞:司法獨立;媒體監督
2004年12月30日,深圳市出臺了《深圳市預防職務犯罪條例》,以法規形式明確規定了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新聞工作者在宣傳和報道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過程中依法享有進行采訪、提出批評建議和獲得人身安全保障等權利。有關單位和國家工作人員應當自覺接受新聞媒體的監督。” 這表明深圳市以地方性法規明確規定了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據悉,深圳的這一做法在全國首開先河。
  。所謂新聞媒體,就是指傳播新聞、知識與信息的媒介和載體,具體包括報紙、刊物、廣播、電視以及日益發展的計算機網絡等。而媒體監督,就是指上述大眾傳媒對各種違法違紀行為特別是國家公職人員的違法犯罪、瀆職腐敗行為所進行的揭露、報道、評論或抨擊。在西方國家,媒體被稱為繼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之后的“第四種權力”,媒體作為傳達民意、宣揚民主的喉舌,通過它來監督促政府決策和司法公正的理念一直被奉為民主的圭臬。近幾年來,我國法制建設的重點由立法轉向司法,隨著進行司法改革、促進司法公正的呼聲日益強烈,加強對司法的監督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媒體對司法的監督表現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上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顯得重要。在今日中國大陸的治國理論中,新聞輿論監督具有比西方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和責任,以致有人將新聞輿論監督視為我國現行六大監督體制的一種。 近期來比較有轟動效應的案例的莫過于前段時間劉涌案,這一事件被公認為媒體監督司法審判的一次漂亮戰役。一個長期通過打砸砍殺等暴力手段聚斂錢財的黑社會老大,不但是一個企業集團的董事長,竟然還是人大代表、民主黨派負責人,以其為首的犯罪團伙為害社會,情節惡劣。由于這一案件極具新聞價值要素,導致了媒體的大力關注。當劉涌在遼寧省高院的二審中由死刑改判為死緩,其團伙另一成員卻被核準死刑立即執行時,《外灘畫報》、《南方周末》等媒體紛紛發表文章,強烈質疑遼寧省高院的判決,加上網絡媒體的轉發,由此引發了極為熱烈的輿論氛圍。最終,最高人民法院對已經終審的劉涌案進行了提審,并判處劉涌死刑。事后,人們普遍認為是媒體的輿論監督發揮了重大作用。
與此同時,隨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在我國社會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大,媒體與司法權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爭論。媒體監督可能對重要的法制原則——司法獨立構成威脅。有學者認為,“現代大眾傳播工具如新聞報紙、無線電與電視等之發達,往往對于法官獨立性構成威脅。由于大眾傳播工具對于司法領域之報道,而對司法之影響程度亦日漸上增,因為整個社會輿論,均為大眾傳播工具所控制,有些法官之審判,就可能受此等組織之傳播系統所控制之輿論所左右,而失卻獨立審判之立場。” 也就出現所謂“報紙審判”、“媒體審判“現象。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并不符合中國目前的司法制度狀況,媒體監督在中國目前低程度的司法獨立下,并無對其發展產生阻礙,恰恰是起到正面作用,有助于促進我國司法獨立的高程度實現。有學者認為,司法獨立與媒體監督有天然的的排斥性。筆者覺得這種理論值得商榷,至少在放在中國現階段的司法制度下顯得不夠準確。按筆者的理解,司法獨立是一個動態的,漸進的,不斷克服外部因素,由低程度向高程度發展的過程,從而最后達到司法權的行使過程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干擾。在這發展過程中,所克服的外部因素必然存在影響力由大至小的次序。司法獨立的程度發展到什么階段,就面臨相應大小影響力的外部因素。如德國學者在界定司法獨立時,按影響力大小將獨立而不受干涉分為八個方面:1.獨立于國家和社會間的各種勢力;2.獨立于上級官署;3.獨立于政府;4.獨立于議會;5.獨立于政黨;6.獨立于新聞輿論;7.獨立于國民時尚與時好;8.獨立于自我偏好、偏見與激情。 在這個界定看到,“獨立于新聞輿論”排在整個排序的靠后位置,也就是說德國的司法獨立程度在發展到較高水平的時候才會面臨獨立,排斥于新聞輿論的問題。那么,中國的司法獨立程度到底發展到什么程度,現階段面臨影響力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是否到了獨立于新聞輿論的時候?
筆者認為,中國目前的司法獨立程度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拋開內部因素,從外部因素來說,所面臨的的最大障礙是以下兩個個方面。1、行政權。德國法學家沃爾夫甘·許茨曾說過"行政侵犯司法,特別是侵犯法官的獨立,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問題。“我國司法獨立的最大阻力來源于巨大的行政權,這是我國長期的封建歷史傳統形成的,中國幾千年來,司法與行政不分并從屬于行政,因而行政干預司法成為我國的一個歷史傳統,并在今天仍有一定影響。在一枝獨秀的行政權的陰影中,即使立法權也從未得到過健康的伸展,它和司法權一樣一直蜷縮和依附于行政權的母體。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是,各級法官由同級人大任命,實際上是由同級黨和人民政府的主要領導任命的,法官的工資由同級人民政府中的財政部門支付,并且這種供給的多少沒有任何法律約束,以致司法權不得不依附于行政權。結果是法院在中央不能獨立于黨中央、國務院,在地方不能獨立于各級的黨委和人民政府,在許多地方,司法機關常常要把保障行政權和實現行政目標放在重要地位,某些地方法院根據本地方行政機關的要求,而提出對本地區的發展“保駕護航”,以至于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出現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司法機關的人事權、財產權受制于當地政府,在這種體制下,地方各級司法機關的獨立性難以得到切實保證。憲法中規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成了一個擺設。相當多的司法不公,其本身不是法官素質低的原因造成而是由于當地政府施加影響。
 2地方黨委。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實質權力關系上,國家機關必須接受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司法機關與司法工作也不例外。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種領導,主要應是政治上支持和“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黨的十五大報告)。這種領導也主要是黨中央對司法工作在方針、政策上的政治思想領導,而不是對司法權的直接干涉。” 在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下,司法機關基本上受命于黨委,成為黨委的附屬產物,地方法官的任免權掌握黨委手中。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黨委經常性直接過問案件情況并參與案件的討論和審理。更有甚者憑自己的主觀判斷、個人情感給案件打批條,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謂的"絕對服從黨的領導"需要,事實上這種"以黨代審"的做法導致的部分辦案不公,反而使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嚴重損害司法機關的獨立性,成為導致腐敗的誘因之一。
司法獨立的核心是政治因素的影響。這是根本性,關鍵性的影響。只有先獨立于政治因素,才能談得上較高程度的司法獨立,才能談如何擺脫其他因素的問題。中國的司法獨立遠未擺脫黨政力量的干涉,還處于初級階段,還遠遠談不上新聞監督是否影響司法獨立的問題。在目前司法現狀下,新聞監督與司法獨立還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現階段的司法獨立水平下談新聞監督的問題,打個不大恰當的比方,就好比一個人要越過一塊布滿地雷的空地去采摘對面的蘋果,先不考慮如何排雷,而思考如何爬上蘋果樹的問題,即不現實又顯得可笑。故筆者認為,新聞監督與現階段的中國司法獨立不存在排斥的問題,新聞監督對其產生影響的“司法獨立”,是高水平的,趨于成熟的,不是中國目前下的司法獨立。
另一方面,新聞監督在目前對我們的社會有其十分積極的意義。“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輿論監督的威力正在于通過媒體曝光,將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以及社會生活的各種問題公之于眾,讓輿論的陽光驅散恣意的陰霾,讓滋生腐敗現象的霉菌難覓藏身之地。  ,貝卡利亞說過“審判應當公開,犯罪的證據應當公開,以便使或許是社會唯一制約手段的輿論能夠約束強力和欲望;這樣,哦人民就會說,我們不是奴隸,我們受到保護”。 這里可以看出,貝卡利亞十分強調公開審判的重要性。審判公開是輿論監督的應有之意,而審判公開的目的之一便是借助輿論來促進審判公正,制約監督司法權的正當行使。
在我國獨特的國情之下,新聞監督確實對付司法腐敗的是一件強有力的武器,媒體輿論對某些案件的監督的確有助于司法權更加客觀公正地行使,尤其是在一些普通百姓告狀無門,需要一些記者仗義執言,振臂呼吁的時候。當這些報道一經披露,有的領導見報后怒不可遏,奮筆批示,巨大壓力之下,司法機關于是迅速作出處理,公平和正義從此得以伸張,這往往成了現實社會解決問題的無可奈何的一種方式。媒體監督的結果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從而使“久拖不決”的問題得到解決,這正是輿論監督在中國這個獨特國家獨特時期的獨特作用。中國的司法獨立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抵制當權人的各種干涉,很多時候,正是由于新聞媒體的介入,抵抗了行政,地方黨委等各種權利的干涉,遏制了暗箱操作,促進了案件的公正獨立審判。從這個角度看,這難道不是促進司法獨立的一個因素嗎?
有人擔心新聞監督會出現上述的“報紙審判”,“媒體審判”問題。但到底什么是報紙審判?我國是否存在著報紙審判?如存在是否有對司法獨立審判造成負面的影響?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按照筆者的理解,所謂報紙審判,無非是公眾對案件的性質,曲直是非進行的評判,至于審判公正,關鍵還是在于法庭、法官能堅持自己對案件事實和法律的認識。一位真正獨立,完全對法律負責的法官如果能夠抵抗強大的黨委,政府的行政干涉的話,這種來自公眾的聲音不會對他造成任何的干涉。更何況,中國歷來沒有新聞監督的傳統,新聞監督是近年來出現的新生事物。面對司法權,中國的媒體其實都很慎重、很自覺,像國外同行那樣“出格”的行為還沒有發生過。真正由媒體監督揭發出來的大案要案、司法不公現象還是少數,重大批評性報道大多是由司法機關定案后,獲得地方有關部門的批準才能進行報道,總的說來新聞記者在監督司法的過程中還處于被動的狀態。媒體報道難、媒體監督不力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
從辯證的角度出發,我們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有其積極與消極的一面,人們選擇一樣事物,所權衡的是這件事物對其利大還是弊大。在目前的司法環境下,新聞監督的利無需多說,而弊呢?筆者認為,至少在目前,還沒有顯現出來。當前,在中國大陸社會的轉型時期,我們所談的司法獨立,應側重于談獨立于政府、獨立于黨委、甚或獨立于人大,而不能講獨立新聞監督。相反,因為新聞監督在目前司法獨立的過程中能夠幫助其抵御最大影響力的因素——政治因素的影響,起到正面的促進作用,應當適當強調新聞輿論監督,司法機關應給予積極的支持,給媒體報道一個寬松的環境。有朝一日,當我們發現,必須考慮新聞監督對司法獨立的影響時,那必定是我國的司法獨立水平已達到一個很高的高度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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